自从“郎顾之争”以来，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就未曾停止过。虽然顾雏军已经东窗事发，但围绕郎咸平教授对产权制度改革的批评而展开的再批评，似乎愈发激烈。

    在这其中，焦点人物郎咸平的种种言论成为各方学者、媒体乃至网民或捍卫、或反驳的争论起点。不久前伊利原董事长郑俊怀被判刑之后，国有企业MBO问题再次凸现，这再一次表明，顾雏军的出局并不意味着“郎顾之争”的结束。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郎顾之争”已经完全超越了对MBO问题本身的纠缠，人们不禁要问：“郎顾之争”是否就等于MBO之争？如果不是，“郎顾之争”是否具有争论的交点？或者干脆这样说：“郎顾之争”存在过吗？

    从江西到四川再到清华大学，近几个月来郎咸平先生走遍大江南北，一路下来，其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已经蔓延到教育、医疗等领域。这种“遍地开花”的热情无可避免地把他推向了更为纵深的质疑空间。

    其中，一向对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同样充满热情的经济学家、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李开发先生，近来也是针对郎咸平先生的种种观点逐一反驳，本刊特对李开发进行专访：一个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为何如此坚定地支持MBO？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制造某种话语阵地，而是希望提供一个观点与争锋的平台，来给读者以启迪。

    《当代经理人》：有人说您是当前国企实行MBO的积极鼓吹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评价的？

    李开发：首先，我要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国企MBO的积极鼓吹者，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说明他们对MBO概念本身存在误解。所谓MBO，它仅仅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中，MBO也是一种通行的产权转换方式。

    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首先希望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然后希望引进国内上下游的大型企业集团，也会鼓励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而MBO这种方式，只是以上种种方式行不通的前提下，才选择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郎教授的第一个不明白。

    就我自己而言，我更愿意被称作“穷人的经济学家”。这个称呼是2005年年初的时候媒体记者送给我的，那时候我参加调查了房地产暴利的情况,在两会期间，我与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等一批两会代表探讨过如何抑制房地产暴利的事情，因为两会是最高决策会议的盛事，在两会上提出来，才能有可能引起更多的重视。

    同时，我在两会期间发表“反对房地产暴利”的专题文章，后来又多次提出对抑制房地产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有一些建议反响比较大。因此，从那时起，就有记者认为我为穷人代言，将我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我一直关心弱势群体，在涉及到改革的文章里面，从来都是主张关注民生，关注困难国企职工的就业、失业保障，在媒体上和网上有大量文章可查。

    对那些改制困难、合作没有对象、接近于停产、企业负债远大于资产的企业来说，MBO是一条可行之道，转换机制后，职工可以有岗可上，企业可以开工生产，资产可以盘活，国家尚可有税可收，因此，都是利大于弊。那些因为MBO出现问题的是极少数，只要你面对现实，我们应该考虑，MBO也不是洪水猛兽。

    据我所知，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赞成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都坚决反对改制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都赞成从严管理，强化程序公正，增加公开性与透明度，对出现的相关问题严肃查处，这个立场跟广大企业职工是一致的。只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凭估计，凭莫须有。比如，郎教授判断长虹倪润峰要搞MBO，凭什么，就是不过是企业有大量应收款的情况，而这就能作出倪就搞MBO的判断吗？不能。把猜想当判断，害人入罪，郎教授在美国如果这样干，恐怕也要游街示众的。说某个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拍脑袋定案。媒体是无冕之王，利用媒体害人入罪，对企业和相关个人形成莫大的伤害有违做人准则，也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则。

    《当代经理人》：您把MBO的实施对象定位于中小型国企，那么，对于众多央企来说，您认为它们在MBO方面有什么不同么？MBO可操作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李开发：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改的基本上是中小型国有企业，有大约90%在传统行业里面，它们的资本构成低、技术含量低，行业利润相当薄，加之人员负担重，管理体制、工资机制、市场营销机制的不足，多数严重亏损，许多资不抵债。这类企业走到今天，在竞争当中没有任何优势，许多企业连工资都发不了，银行也被拖得难以承受，因此也贷不到款。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包括MBO的方式在内的多种改制方式来转换企业机制。

    有人一提到MBO，就认为一定会造成资产流失，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只要有人做手脚，就可以造成所谓流失。出售给外企难道不能造成流失吗？其它出售方式不能流失吗？所有方式都可以造成流失。但程序公正，多家竞争可以避免流失。MBO之前，企业困难得很，多家探讨合作不成，其实就是企业价值的参照系。

    郎说企业家自己把企业搞坏了，然后卖给自己，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因为，困难企业的领导像走马灯一般，政府也在想办法，通过调整班子来解决经营管理的问题。这是郎教授的第二个不明白。

    请到现实中看，有多少个困难企业的厂长愿意继续干的，有多少的困难企业厂长始终坐在管理岗位上的？政府想找一个优秀人才去干困难企业，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我们知道，当前很多处于困境当中的国有企业因为一再亏损，难以启动生产。它们首先面临的是资金问题，不仅从银行贷不出来钱，而且借贷方还要想办法清收欠款。作为一个企业，只要你的生产经营不启动，那么你的资产每天都在贬值。为什么有人说“冰棍效应”就是如此。而且，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有效开拓市场，那么你的现有客户就会逐步减少，市场不断缩小，而且困难企业的人才不断在流失。企业的市场每天在损失，原来的客户走了，成为其它企业的客户了，你企业没有市场还要多少价值？买企业根本是买市场，除非那个买主看上了房子与设备，看上了地，但这种事情极少。前几年国内数万家企业改制，出现这种问题毕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少数问题把整个社会说得一团漆黑。企业不生产，银行贷款要还利息，资产要提折旧，派人清收债务要费用，工厂管理要也费用，寻求合作也要有人去做，更多的还有职工的生活费还挂在帐上，甚至还有一批病号要厂里开支医疗费用。

    我算过一笔帐，一个原有资产1000万、欠贷800万、应收款500万、职工500人的企业，只要不生产，一年要新增损失400万以上。算一个特别简单的帐，折旧80万元，银行利息加罚息80万元，企业维持费全年60万元，全年再加下岗职工每人每年3000元生活费，2500元统筹金，合计全年要支出495万元，这种情况算不算冰棍可另当别论，总之，只要是企业，这些费用一定会有。这是郎教授的第三个不明白。

    据统计，前几年改制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当中，有55%左右是MBO。什么样叫做改制成功？我想，能解决了职工就业，能有效启动生产，赢得市场，能上交税收，应该算是改制成功。那些改制成功的企业还能逐步归还银行贷款。因为困难国企占用的贷款是银行非常大的包袱。

    国资委明确规定，央企禁止实行MBO。不过我想，在这些央企下面，也有不少二级、三级公司，特别是困难的中小型企业，也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的也可能也走MBO之路。我认为，不管是谁来买企业，只要程序严格，只要在市场中进行公开、透明的竞争，就能保证资产体现自己的真实价值。如果出售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价格，那就是程序有问题，这样出售给谁也都可能有流失，而不独MBO。

    《当代经理人》：最近，有一位涉嫌MBO而走进大牢的国企高管——原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即使最后判决书下来，郑俊怀也不承认自己是在搞MBO，您如何看待伊利的这起事件？

    李开发：关于伊利，一年前我就在央视论坛上讲过，当时郑俊怀也是刚刚出事不久。首先伊利郑俊怀是个典型案例，不过这个案例不能证明郎教授的蛊惑人心的演讲，因为郑俊怀是把企业搞好了想MBO，而不是搞坏了自买。其实你想搞坏了自买基本不可能，因为只要企业出现较大的亏损主管部门首先换领导班子，困难企业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根本就没那个可能，这也是郎教授的第四个不明白。

    郑通过下属子公司的委托理财方式，调度资金用于收购公司的社会法人股，确有MBO的嫌疑。不过这次判例是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感觉有点蹊跷，因为企业高管能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有些说不通。他用伊利的资金暗渡陈仓，用伊利的钱来谋求实现收购，只能是MBO。如果他是用自己的钱，然后通过相应程序，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市场竞价，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故事了。

    《当代经理人》：提到郑俊怀，就不能不提顾雏军，进而就不能不提郎顾之争，有人认为随着顾雏军的入狱以及格林柯尔系的崩盘，郎顾之争已经以郎咸平的最终胜出而告终，那么您认为郎顾之争结束了么？

    李开发：顾雏军的入狱以及格林柯尔系的崩盘，并不意味着郎咸平先生取得了郎顾之争的彻底胜利；恰恰相反，郎教授不敢提及的是，他当初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科龙的收购实际不但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是相反。可能有人不服气，但这是事实。

    郎咸平先生用上市公司的账来说事，但中国确有一些上市公司不规矩，作为一个学者如果确实知道中国的国情，如果怀疑企业有问题，不能光看上市公司的报表，因为你得说明你下过功夫，抓住了实质。因此一定得多调查，把事情搞实了再说。郎教授是调查严重不实。科龙的事例表明，郎先生赖以立足的批评顾雏军购买科龙的依据是上市公司公布价3.48亿元完全错了，现在有证据证明格林柯尔还承担了科龙母公司容声集团12.6个亿的关联债务，12.6个亿元，这个比重有多大不言自明。这是铁打的事实。我们不管顾雏军后来是怎么出的事，但他买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他底下还承担了12.6个亿的关联债务，因此才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因此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事实上并不成立。郎教授该打板子。

    另外，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答说，人们为什么要对创造社会财富的人落井下石呢？他说，他不明白，一个企业从他接手以后，很短时间内，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不明白这个企业有什么错？他也不明白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美菱在改制以后很平稳，不仅实现了20%的增长，而且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襄轴停产快两年了，但他努力后使企业很快恢复生产。2004年实现了2.8亿销售额，2005年可能达到5亿。亚星2005年1—6月增长30%。如果顾雏军说的是实情，应该说贡献是非常突出的。这是郎教授的第四个不明白，可能是主观上不想让大家明白。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顾雏军辩护什么，顾雏军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虽然犯了罪，但许多上市公司都有这样的行为，因为顾雏军在媒体的焦点上，顾雏军的世界白色家电产业梦破灭对社会来说很可惜，当然这是顾雏军自作自受。然而我们评价顾雏军，一定要实事求是。像郎教授这样不了解企业的实际，不做深入调查，就大造舆论，就判定一个企业犯罪，对这种行为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像郎教授这样没有确凿证据就陷人以罪，如果要是在国外的话，他的信用可能也同安达信差不多，好不到哪儿去。

    发生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其实质问题远不是对科龙的评价如何，而是郎先生借科龙这个案例否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他的一大堆发言，目标是对准整个国有企业，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拍脑袋出来的，什么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是民营企业加上地方政府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老总相互勾结、瓜分国有资产。难道不是目标对准中国的所有国有企业改革吗？大批学者在这一问题与郎教授争论，批评他对中国的企业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评论，才有所谓“郎顾之争”。

    时下的中小型困难国企多数资不抵债。这种类型的企业其实“白送”给发议论的先生们都不敢要的，因为即使零资产出售也根本就不存在“白送”，这是郎教授的第五个不明白。

    因为，那个企业虽然也有资产，但更重要的是有大量债务要还，那个债务比资产可能更多，那种企业抵押给银行了，还有非银行的一大批债主，还有职工要就业安排。你看，白送的事根本不可能。不信郎教授组织几个高手试试看，如果要这类企业去MBO，我可以帮助联系，可以一分钱不出，但你要启动生产，你要组织下岗职工就业，其它还有优惠政策。不过得提醒教授，只要你从形式上接过手，时不时的就会有债主出现在工厂里和你的家里，有的干脆是带着大盖帽，带着手铐来的，你不还钱就要把你带走，也会每天有许多企业职工向你要工资，要安排工作，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你家门口。这还不打紧，每个企业还有少数人能铤而走险，敢与你玩命的，动刀子的，要你给工资，给条件，解决生活保障，解决待遇。所以，自从接收企业那天起，你就要准备好，有债主们是登门讨债、死打烂缠的，也得准备着有人和你玩命。此外，我还想告诉那些不分原委，一古脑儿反对MBO的读者，应该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不要一听说搞MBO，好像就是一块肥肉被人吃了，应该尊重事实。所以，所谓的郎顾之争，我看还没有结论，至少郎咸平先生列举的案例被证明不成立，怎么能算个胜者？郎教授是一个很会“市场运作”的经济学家，而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负责任的经济学家。

    另外，我还要澄清一个事实，国资委出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策，并不是在“郎顾之争”后才出台的，早在“郎顾之争”前，也就是2003年9月， 2004年的3月，原国家经贸委、与后来的国资委都有专门文件，强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程序的管理，强调要坚决防止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说由于郎教授的原因国资委才开始防范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言过其实。

    最后一个，别把中国的改革同“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一些建议，一共有10条，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标签从此而来。许多人批评改革，总是把中国的改革同西方的东西联系起来，其实中国的改革决不是西方建议的翻版。这是郎教授的第六个不明白。

    中国的改革，一是经济学家只限于提建议，决策是政府。中国的改革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制订的。许多东西在外国可行，在中国可能根本不行。中国的人口13个亿，中国的人均资源非常贫乏，中国政府在主导改革中前后掣肘，中国的领导人好辛苦。脱离中国这样的一个国情来批评中国的改革，不仅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更站不住脚。中国的改革成就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很大。人们啊，要珍惜安定的环境，珍惜改革的成果，不要妄自菲薄，要清醒看到改革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利弊共生的选择，这是现实，改革中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人们要冷静，不要轻易跟着郎教授的思维走，那样对整个中国改革没有好处。